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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7年,毛澤東在《心之力》中寫下驚心動魄的文字:“神魔與正邪自古由來,角力爭斗,幻化人間光明與黑暗之搏殺。惟天道昭然,邪終不可勝正。故神俠稍有振作,即可滅魔除盜,切不可膽怯生畏,更不可投賊!神魔廝殺非生即死,永難消泯。故神俠終為魔盜死敵,若昏然求和必招自戕。魔盜皆以亡我為本惡,神俠當以滅魔為本義,世代相傳,不可懈怠。”

為尋找“滅魔除盜”之路,1918年8月19日,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。他身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,腳上是一雙破了邊的布鞋,手里提著一個簡單的行李卷——除了幾件換洗衣物,就是幾本翻得卷了角的書。他此行目的,是護送一批湖南青年到北京,為他們辦理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手續。誰也沒有想到,這會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。
初來乍到,毛澤東不得不寄居在老師楊昌濟位于豆腐池胡同9號(現15號)的家中,與看門人同住一間小屋。為方便新民學會會務與赴法籌備,毛澤東很快與蔡和森、蕭子升、羅章龍、羅學瓚等八位青年,合租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所東夾道7號(現吉安所左巷8號)一間狹小的屋子里。
這間小屋面積不足十平方米,一鋪土炕占據大半空間,屋內只有一張破舊木桌、一盞油燈,冬季無取暖用煤,寒夜徹骨。八個人擠在這個炕上,蓋一床破棉被,毛澤東笑著回憶這段生活時,極其形象:“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,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。每逢我要翻身,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。”他在《新民學會會務報告》中,將這里的生活概括為“隆然高炕,大被同眠”。
北京的開銷遠比長沙大。經濟上的拮據到了令人心酸的地步——他們八個人合買兩件大衣,輪流著穿出門,以抵御北方嚴寒的冬天。買不起炊具,他們就用搪瓷面盆當鍋,經常把炒面調成糊,加點蔥花和鹽就湊合一頓。
李維漢后來回憶說:“夜寒徹骨,衣不得干,飯食粗糙,常以窩頭咸菜果腹。”八人中最年長、也最有組織能力的毛澤東,主動承擔起管理日常生活的責任。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寫著:“油鹽柴米,日均不足一角五分。”他從湖南出發時只有借來的十塊錢,一路上省吃儉用,到了北京更是不敢多花一分。可即便如此拮據,他仍照顧同伴。羅章龍多年后深情地回憶道:“潤之兄每日操勞,自己卻從無怨言。他穿的衣服雖舊,但總是整潔干凈;吃的飯最簡單,卻總把稍微好一點的留給別人。”
多年后,毛澤東回憶說:“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,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,……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。”
經楊昌濟寫信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,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為毛澤東在圖書館謀到了一份差事。毛澤東的職位叫“書記”,其實就是圖書管理員,兼做室內清潔,月薪8元。與李大釗120元、陳獨秀300元的月薪相比,這份收入很微薄。
一個月伙食費大約六元。也就是說,毛澤東的工資,勉強夠自己吃飯,幾乎沒有余錢。但毛澤東對這份工作很滿意,因為圖書館書報資源豐富——北京的《國民公報》、天津的《大公報》、上海的《神州日報》等應有盡有。有時他讀書報入了迷,耽誤了整理書報的本職工作,看書的人有意見,指責說:“你干什么呀?亂七八糟地放!”
毛澤東從容地答:“書在乎人看,整理好了你就不會看了。”
在那個群星璀璨的北大校園里,毛澤東不過是個默默無聞的“工役”,連正式職員都算不上,更別提旁聽課程或參與學術討論了。多年以后,在延安的窯洞里,毛澤東向斯諾談起這段經歷時,語氣平靜:“我的職位低微,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。”他說,他常常看到傅斯年、羅家倫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走進圖書館,“我對他們極有興趣。我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,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,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佐理員講南方土話。”
盡管生活如此艱苦、職位如此卑微,青年毛澤東卻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欲和樂觀向上的心。他沒有因被忽視而喪氣,仍然積極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研究會的活動。在新聞學研究會,他結識了《京報》社長邵飄萍,后來回憶道:“特別是邵飄萍,對我幫助很大。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,是一個自由主義者,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。”這段經歷使毛澤東初步掌握了新聞理論知識和辦報本領,對他后來創辦《湘江評論》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更重要的是,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,受到了李大釗的至深影響。毛澤東常到李大釗處請教,在李大釗的引領下閱讀了大量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。1918年11月,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廣場涌動的人潮中,聆聽了李大釗的著名演說《庶民的勝利》。這篇演說隨后刊登在《新青年》雜志上,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就在不足十平米寒酸至極的斗室中,25歲的毛澤東,正以熾熱之心,編織著改變中國命運的藍圖。白天,毛澤東奔波于北大圖書館、赴法預備班、長辛店機車廠;夜晚,他與蔡和森等人圍坐油燈下,徹夜討論:
——“洋務”為何在中國不堪一擊?
——十月革命為何能成功?
——中國的問題,病根到底在哪里?
在生活極度艱苦的日子里,理想與情感悄然交融。在北京,毛澤東與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重逢了。兩人五年前在長沙就已相識,如今在異鄉相見,彼此都已長大,志趣相投,感情日漸深厚。17歲的楊開慧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附屬中學讀書,思想進步,性格堅毅。毛澤東常去楊家,與老師談論國事,楊開慧在一旁靜靜地聽著。
楊開慧后來寫道,毛澤東曾在筆記里寫下這樣一句話:“吾性不好華靡,亦不善言情,然心之所系,唯霞姑一人耳。”(“霞姑”是楊開慧的乳名)這份含蓄而深沉的情感,像一盞溫暖的燈,照亮了毛澤東寒冷而孤獨的北漂歲月。楊開慧還寫道:“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,得到了一個愛人……我們彼此都有‘偕行’的志愿。”這段愛情,沒有花前月下,只有共同的理想與擔當。楊開慧懂毛澤東的“經綸天下之志”,毛澤東敬楊開慧的“獨立不倚之魂”。兩年后,他們在長沙結為夫妻,攜手走上革命的道路。他們是革命伴侶的典范——既為愛人,更為同志。
1919年2月1日,毛澤東在老師黎錦熙家過春節。黎錦熙問“赴法勤工儉學有什么打算?”
毛澤東回答說:“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,看些新東西,學些新道理,研究些有用的學問,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。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,研究本國問題。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,我所知道的還太少,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,則對本國更為有利。”
1919年3月,春天來臨,毛澤東卻不得不離開北京。一方面,第一批湖南青年赴法手續已辦妥,陸續啟程;另一方面,家中傳來母親病重的消息,他必須回去。臨行前,他專程去北大紅樓向李大釗辭別。李大釗深知毛澤東的志向與潛力,特意送給他一套《新青年》合訂本和考茨基的《階級斗爭》等書籍,并語重心長地說:“真理不在書本里,而在實踐中檢驗。望君勿忘民眾。”
毛澤東后來對斯諾說:“我在北京的生活十分困苦……但我學到的東西,比任何時候都多。”“正是在那里,我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。”
毛澤東將自己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二十多塊銀元全部拿出來,分給那些連路費都湊不齊的同學,自己只帶了幾本書和一身舊衣服,踏上了南下的火車,轉道上海,為赴法青年送行。途中,他在日記中寫道:“北京之行,始知世界之大,亦知中國之病。欲救國,非空談主義,必實地調查,發動民眾。”
毛澤東后來回憶道:“故都的美對于我是一種豐富多彩、生動有趣的補償……我看到潔白的梅花盛開,楊柳倒垂在北海上,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。”毛澤東在苦難中依然能看見美——因為他的心,早已超越個人境遇,系于天下蒼生。
甲靈心鑒: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,近八個月的北京生活,毛澤東過得極其清苦,卻收獲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財富。他親身體驗了“卑微者的尊嚴”,確立了一條貫穿一生的方法論——不空談,不幻想,重行動。三眼井胡同的寒夜、北大圖書館昏黃的燈光、李大釗溫和而堅定的聲音、楊開慧清澈的眼神……這些片段交織在一起,悄然塑造了一個未來領袖的方向。
甲靈: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?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?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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