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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年的中國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。名義上是“中華民國”，實則已淪為軍閥割據(jù)的戰(zhàn)場、列強瓜分的獵物、百姓泣血的煉獄。這一年，沒有統(tǒng)一的政府，只有槍桿子說了算；沒有國家主權，只有條約與借款寫就的賣身契；沒有民生保障，只有饑饉、戰(zhàn)亂與無盡的苛捐雜稅。

北京城里，北洋政府總統(tǒng)馮國璋、徐世昌與總理王士珍、段祺瑞、錢能訓“你方唱罷我登場”。廣州城中，孫中山高舉“護法”旗幟，成立軍政府。為了與北洋政府對峙更有力量，廣州軍政府改組，結果原大元帥制被唐紹儀、唐繼堯、陸榮廷、伍廷芳、林葆懌、岑春煊、孫中山七總裁合議制取代，桂系軍閥陸榮廷掌控實權，前清官員岑春煊被其扶持為軍政府名義首腦，孫中山遭排擠架空、辭職離粵后，陸榮廷與岑春煊在茶樓密談煙土換軍餉。

中國一國兩府，法統(tǒng)撕裂。而真正主宰地方的，是手握兵權的督軍——皖系段祺瑞控制安徽、山東，直系曹錕盤踞河北，奉系張作霖雄踞東北，桂系陸榮廷橫行兩廣，滇系唐繼堯割據(jù)西南。

戰(zhàn)火連年不息。僅在湖南，北洋軍與湘桂聯(lián)軍反復拉鋸，長沙一年數(shù)易其主。百姓扶老攜幼逃難，田地荒蕪，村落成墟。陜西因靖國軍起義遭北洋圍剿，大旱疊加兵禍，《申報》記載：“人相食，骨蔽野，十室九空。”

青年毛澤東目睹此景，痛心疾首。他在致友人信中寫道：“方今世界，強權即公理。中國四萬萬人，如散沙一盤，任人宰割而不自知！”

最兇狠的掠奪者，是日本。1917至1918年，段祺瑞政府為換取支持鎮(zhèn)壓南方，接受日本“西原借款”1.45億日元。表面是貸款，實則是以國家命脈為抵押——關稅、鹽稅、鐵路、礦山盡數(shù)落入日人之手。

1918年5月，中日秘密簽訂《共同防敵軍事協(xié)定》，允許日軍以“防俄”為名自由進入中國領土。消息泄露，全國嘩然。學生集會抗議，工人罷工聲援，但北洋政府置若罔聞。

與此同時，中國雖于1917年對德奧宣戰(zhàn)，加入?yún)f(xié)約國，卻未派一兵一卒赴歐，反被強征14萬華工遠渡重洋，在法國戰(zhàn)場挖戰(zhàn)壕、運彈藥。他們睡泥坑、吃霉糧，死于炮火與疾病者逾兩萬人，尸骨難歸故土。

毛澤東后來總結這段歷史時沉痛指出：“所謂‘參戰(zhàn)’，不過是軍閥借列強之手打內戰(zhàn)；所謂‘借款’，實乃賣國之契！”“中國是半殖民地，列強是主人，軍閥是看家狗，百姓是牛馬。”

農村早已千瘡百孔。土地高度集中，不到10%的地主占有70%以上的耕地，佃農交租常達收成的七成。青黃不接時，農民被迫借“麥青款”，年利高達100%甚至更高，往往“借一還二，賣兒償債”。1918年，華北、西北大旱，陜西、河南赤地千里。災民掘草根、剝樹皮，甚至“易子而食”。

城市亦無寧日：上海紗廠女工每日勞作14小時，月薪僅6元，而一斗米（約30斤）價格已漲至8元，勞作一天買不到一斤米。童工手指被機器軋斷，無人問津；霍亂、流感肆虐，政府毫無防疫之力。

這是一個“吃人”的年代。魯迅在1918年5月寫道：“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‘仁義道德’四個字。我橫豎睡不著，仔細看了半夜，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‘吃人’！”《狂人日記》就是此時的真實記錄。

“國勢阽危，人心渙散，若無新民，何以立國？”毛澤東、蔡和森等受楊昌濟“奮斗、向上的人生觀”深刻影響，常探討“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”這一核心問題。他們在長期交流中形成共識：迫切需要集合志同道合者共同探索，以實現(xiàn)“為共同的活動”之目標。

1918年4月14日，春寒料峭的長沙城西，溁灣鎮(zhèn)劉家臺子（今岳麓區(qū)周家巷2號）一間青瓦土墻的農舍里，13位平均年齡不過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圍坐一堂。沒有儀式，只有幾條長凳和一顆顆滾燙的心。

新民學會的誕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經(jīng)歷了長達兩年的思想醞釀與組織籌備。1915年，毛澤東在一師發(fā)起成立“哲學研究小組”，與蔡和森、蕭子升等探討哲學與人生問題。1917年，毛澤東與蔡和森、張昆弟等“游學”湖南農村，了解社會現(xiàn)實，思想進一步成熟。1918年3月，毛澤東、鄒鼎丞草擬新民學會章程，征求各發(fā)起人意見。蔡和森在籌備中尤為積極，他認為“組織學會與事業(yè)的成敗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迫切渴望集合大家的智慧，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”。經(jīng)過“百余次討論”，他們最終確定了學會的基本框架和宗旨方向。

成立會上，發(fā)起人毛澤東聲音沉穩(wěn)而堅定：“我們今日聚于此，非為結黨營私，亦非空談高論，而是要‘革新學術，砥礪品行，改良人心風俗’。”這句話，后來被鄭重寫入學會章程，成為這群湖南青年共同的精神契約。

此前，蔡和森早在家中閉門苦讀時就常對妹妹蔡暢說：“潤之兄所慮者，正是吾輩當為之業(yè)。”兩人多次在劉家臺子徹夜長談，從孔孟之道談到托爾斯泰，從教育救國論及社會改造。他們一致認為：中國之病，不僅僅在器物，也不僅僅在制度，而在“人心”——唯有重塑國民精神，方有新生之望。

會上，推舉蕭子升為總干事，但實際思想引領者是毛澤東。毛澤東提出會員須恪守“五不”戒律：不虛偽、不懶惰、不浪費、不賭博、不狎妓。這看似樸素的規(guī)范，實則是對當時士風頹靡的堅決顛覆。毛澤東后來解釋：“吾人若存一稍自私自利之心，則此等事萬不可為。”

此時的他們，尚未轉向武裝革命，而是相信“從教育入手，從人心改造起”。然而，歷史很快將他們推向更深的激流。新民學會成立不久，毛澤東即全力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。他自己卻選擇留下。有人不解，他答道：“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……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，研究本國問題。”

1920年，新民學會的骨干已分處兩地：毛澤東、何叔衡等人在國內投身實際斗爭，而蔡和森、向警予、李維漢等則遠赴法國勤工儉學。在法國的蔡和森如饑似渴地研讀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《國家與革命》等馬列著作。他終于得出結論：唯有俄國式的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，才能救中國。1920年8月13日，蔡和森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，字字如火：“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，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(xiàn)世界對癥之方，中國也不能外此。”

這封信橫渡重洋，于11月抵達長沙。毛澤東回信說，已經(jīng)與李大釗、陳獨秀著手建黨。1920年12月1日，毛澤東再次給蔡和森寫信說：“政治界暮氣沉沉，腐敗已極……非得政權則不能發(fā)動革命，非進行革命則不能得政權。”舊中國的病根太深，非徹底改造不可。毛澤東在信中明確“目標必須高遠——即‘改造中國與世界’。”

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從此成為毛澤東心中不可動搖的志向。1921年元旦，寒風凜冽，長沙潮宗街的文化書社內卻熱氣騰騰。毛澤東召集在湘的新民學會會員舉行新年大會，議題只有一個：學會究竟要走向何方？

連續(xù)三天（1月1日至3日），18位會員激烈辯論。有人仍主張教育救國，有人呼吁實業(yè)興邦，但越來越多的人贊同毛澤東、蔡和森的主張。毛澤東站在書架前，目光灼灼地說：“我們多數(shù)人都傾向于一種更根本的解決——不是改良，而是改造。改造的對象，不僅是中國，而且是整個舊世界。故我提議，將學會宗旨定為‘改造中國與世界’。”

毛澤東進一步解釋道：“中國的問題，從來不是孤立的。帝國主義壓迫中國，因其要瓜分世界；我們要解放中國，就必須打倒全球的帝國主義體系。故改造中國，必同時改造世界。”

也有會員猶豫：“目標是否過于宏大？”但面對軍閥混戰(zhàn)、列強環(huán)伺的現(xiàn)實，多數(shù)人意識到：小修小補已無濟于事。最終，會議以14票贊成、2票反對、2票棄權，正式通過新宗旨——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。同時決議：方法上傾向“激烈方法的共產(chǎn)主義”，即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。

甲靈心鑒：1921年1月，新民學會宗旨從“革新學術”到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，標志著他們徹底告別了改良主義，轉變?yōu)轳R克思主義的革命力量。兩個月前，毛澤東、何叔衡等已創(chuàng)立湖南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，至中共一大召開前，學會78名會員中，已有17人成為共產(chǎn)黨員。六個月后，毛澤東、何叔衡奔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。

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是毛澤東一生的使命，正如他后來所言：“我們共產(chǎn)黨人，從不只為一國一地謀利益，而是為人類求解放。”

甲靈：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？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(tǒng)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(zhàn)無不勝？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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